1949年8月中旬，北平城头暑气未退，毛泽东正端详着一份从西南前线飞来的电报。电文提到，昆明在望，西南服务团即将进驻，可云南省委书记的人选悬而未决。毛泽东放下电报，望向窗外院中的梧桐树，沉吟半晌，忽而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通知组织部吧，就让去。我那湖南老乡，本事大，文也行，武也行。”
消息飞电南京。当时坐镇西南服务团的宋任穷，正同将士们研究渡江后的第三阶段集训计划，忽闻自己被指定出任云南省委书记，沉默片刻，只对身旁人说了一句：“党叫干啥就干啥，云南路远山高，走起！”
这位三十年代就在红军中以刚毅著称的湖南浏阳人，实在算不上“明星”将领。生于1909年的他，出身普通农家，十三岁那年在家门口的金江高等小学读书时，初识“帝国主义”“军阀”这些新名词。校内几位新文化教师用蜡版油印的小册子把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讲得斩钉截铁，课堂外又带孩子们上街游行，高举“打倒赵恒惕”的木牌。那一年，他交出一篇题为《打倒省长赵恒惕》的作文，得了满分，也引来了警察的耳目。颇为讽刺，笔墨刚获表扬，他本人却被点名“煽动闹事”，差点被开除。
1926年冬天，他转为中共党员。一纸介绍信、一双草鞋，从浏阳到长沙，他忙着组织农民协会、发传单、教识字。那时的湖南烈焰腾腾，农运大潮席卷洞庭湖平原，毛泽东实地调查后感慨“革命要从农村包围城市”，这句话宋任穷记了一辈子。可革命道路从不平坦。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爆发，白色恐怖像雾一样迅速弥漫。宋任穷被捕时，裤腰带里塞着全区党、团员名单。他在敌兵刚转身的空隙，咬牙撕碎名册，细纸屑顺着衣袖飘散，随后伺机翻窗逃出。多年后提及此事，他摇头说：“那一刻要是慌了，几十条命就没了。”
是年夏天，他追随工农革命军转战赣湘边。铜鼓改编时，毛泽东首次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却遇事果决的小同志。夜里汇报完省委指示，毛泽东拍拍他的肩：“好好干，湖南人不认输。”短短一句乡音，让宋任穷血脉偾张，也让他更加笃定要跟着走到底。
井冈山时期，他做政工也扛枪。与袁文才、王佐打交道，他懂得先交朋友再讲原则，靠一口湘赣相近的方言和软硬兼施的办法，稳住了这两支土著队伍。敌人围剿时，他被冲散，只身潜回浏阳潜伏半年，最终靠“化装随军”摸到红军踪迹，并带出一支小分队起义归队。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最硬的履历：能在孤立无援时自保，还能带兵归队，可贵。
长征中，他在干部团里做政委，穿草鞋、扛机枪、写标语，一个人干三份活。到陕北后，刘志丹拉着他说：“二十八军缺个懂政治的，跟我干！”从此，宋任穷成了红军名符其实的“政工硬手”。1937年8月，他随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华北山河间，他动员群众、办夜校、筹粮草，也常在战壕里端着驳壳枪指挥敢死队。临汾、邯郸、百团大战，他和刘伯承、邓小平并肩作战，背上总揣着一本袖珍《孙子兵法》，逮住空就翻几页，甚至在敌机扫射时也不忘做笔记。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根据地亟须打通南北交通，他提议修建“红旗渠式”的漳河便民浮桥，三天竣工，加速了南线部队的粮弹输送。此举被总前委点赞。1948年2月，淮海鏖战前夕，中央电示：安徽省必须组织坚强班子，宋任穷即任省委书记。那一年，他年仅三十九岁，却要在淮河两岸挑起军政双肩担子。皖北大雪封江，他带人架浮桥，没几天脚就被冻得肿胀，仍旧拄着棍子在前线督战。皖南山地剿匪时，他又骑马冲在最前，解放军押着缴获的大炮艰难攀山，百姓说：“这位书记是真拼命。”
淮海、渡江的炮声渐远，西南形势却山雨欲来。白崇禧与胡宗南龟缩西南，企图负隅顽抗。中央决心挥师云贵，要求组建西南服务团，肩负接管与建政双重任务。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在南京成军，宋任穷出任团长，辖八千余人，皆是熟悉地方工作的老八路、老干部和青年学生。临行前，林伯渠半开玩笑：“宋公，把热带瘴气扛住了，才算真功！”宋任穷笑答：“湖南人吃辣椒大的，怕啥。”
部队越过湘桂黔山地，11月进抵曲靖。滇军虽有三十万之众，却兵无斗志，云南省主席卢汉暗中与我方联系。12月9日凌晨，卢汉宣布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昆明。接管城市远比打仗复杂，民族、宗教、土地、矿业、边境，每件都是炸药包。谁来坐镇？中央多番权衡后，一度有人提议调北方干部南下，也有人主张用本地人安抚局势。毛泽东拍板：“宋任穷去，他熟门熟路，又有大局观。”
1950年初春，宋任穷以四十岁出头的年纪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军区政委。他到昆明第一件事，不是开座谈会，而是跑到西山龙门俯看滇池，一连转了四天，调研水患。回来后，他提笔写下《治理滇池设想》，主张先固堤、后围田，再行垦荒，用“兵团＋民工”的办法干，务求三年初见效。省里财务空虚，他把服务团改编的工程兵拉来打头阵，拿木桩、背石块，领导干部跟民工一起泡在淤泥里，肩膀被磨得通红。有人窃窃私议：省委书记犯得着抡锤子吗？宋任穷回一句：“人背不动，党的威信谁来扛？”
与此同时，他推行减租退押，优待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又大刀阔斧取缔种鸦片的“边烟号”，发给稻种与茶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老农段金福回忆：“宋书记来了，先扒掉我们村外的炮楼，接着派技术员教我们种烤烟和茶，很快就有了新买卖。”
最棘手的是西南少数民族政策。1951年年初，西双版纳傣族领袖召存信赴昆明磋商自治，宋任穷专门备好家乡腊肉与米酒，席间说：“傣寨的泼水节我早想见识，等我们修好昆洛公路，再一起去洒水。”这番话让对方吃了定心丸，很快同意配合推行民主改革。后来中央评价云南工作“少血雨，多春风”，与宋任穷的耐心和魄力息息相关。
1952年，云南平稳完成土地改革，原先动辄械斗的滇西土司地带出现州县申请办学的热潮。统计显示，解放两年内，全省新建小学一千二百余所，归功于省委要求“每个区都得有毛选夜校”。宋任穷常说：“没文化，革命守不住。”他亲自跑到大姚县山里，找回十几名精通傣、彝双语的老游击队员，让他们当老师。这支“马背教师队”三年跑遍滇南三府两州。
1954年秋，中央调整西南各省领导班子，宋任穷奉调回京，随后出任中组部副部长。离昆明那天，滇池边数千群众敲锣打鼓送行。一位哈尼族小伙用生硬的普通话喊：“宋书记，有空再来喝一碗竹筒酒！”他挥手，大步登车，只留下那句熟悉的湖南腔回荡：“一定还来。”
从浏阳少年到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走了二十七年，穿越战火，也跨过高山峡谷。毛泽东当年的“点将”并非偶然，这位老乡用行动证明了“本事大”的分量。今日翻看旧档案，西南服务团的满页行军表、滇池堤岸的施工图，皆在无声诉说那段刀光血雨后建设的迫切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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